民盟动态
案由：
做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建立科学完善的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对实现我国人口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面放开二孩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从2015年的12.07‰增长到2016年的12.95‰，但新一轮婴儿潮并没有到来,而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是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近年来，中央及部分地方政府逐渐重视0-3岁婴幼儿的托育问题，出台了一些政策文件，但目前托育服务的现状仍不容乐观。当前，广东省0-3岁托育需求增加与托育机构匮乏、托育市场“发育不良”等矛盾突出，存在的托育问题主要有：
1、政府主管部门认定不明，监管不到位
目前，我省乃至全国尚无规范0-3岁婴幼儿照料和教育问题的政策法规，也没有赋予教育、卫生、民政和市场监管等行政部门对之进行管理、指导和监督的法律职责。教育行政部门只有针对3-6岁儿童的幼儿园办园资质审批，而0-3岁社会托育机构的办学质量实际上处于监管的空白地带。由于教育部门注册门槛高，早教业内通行做法是以咨询、文化或科技等公司名义向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获得工商营业执照后，再变相进行早教培训，其教学质量、运营标准等都没有受到明确的部门监管。
2、托育机构数量少，质量参差不齐
一方面，公办托育服务机构数量少，而且公办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0-3岁婴幼儿的托育班严重萎缩；另一方面，有办学许可证的民办托儿所数量更少，办学质量也良莠不齐、标准缺失。例如，深圳目前有三类0-3岁婴幼儿托育机构：由政府购买服务，在社区服务中心提供临时托管服务，品质可靠，但“僧多粥少”；私人在住宅区内开设的家庭式日托、晚托服务，通常无牌无照，安全堪忧；部分私立幼儿托管机构引进欧美比较成熟的婴幼儿教育模式，但费用较高。
3、师资不足，缺乏相关培训
我省乃至我国早教专业师资队伍总量供给不足，且地区和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数据显示，如果按1:7的师幼比的比例来算，我国0-3岁早教的师资缺口为240万，而且现有从业人员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儿童早期综合发展相关知识教育和技能训练，缺乏专门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操守培训。
4、育儿社会支持体系不健全
目前，多层次的社会化育儿支持体系尚未建立，尤其是现有托育机构和保姆市场的不成熟，导致当前育儿模式较单一，以家庭照护为主成为0-3岁育儿的主要模式。但长期以来，我国育儿中“重母职轻父职”倾向严重，女性作为养育子女的主要承担者，求职、再就业都较困难。据调查，更长的产假对部分家庭而言一方面是延长了女性的休养时间，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生母的育儿工作总量和强度，反而制约了女性再生育的积极性。
建议：
1、明确部门职责，打造广覆盖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
建议我省把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纳入公共服务范畴和相关规划中，明确管理部门，研究出台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和规范标准。建立托育服务机构资格审核和业务指导机制，以及评价指标体系和认证体系，构建以公办、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模式相结合的托育格局，打造广覆盖普惠性的托育服务体系。
2、加大财政投入，探索以社区为主的家庭互助式托育服务
建议将0-3岁婴幼儿早教经费列入全省公共卫生服务和教育事业经费，由省、市、县财政按一定比例承担，县（市、区）政府具体承办。加大硬件投入，积极发展公办型、普惠型托育机构，着力发展中低收入家庭负担得起的公共托育服务。
立足社区，探索“社区托管”模式。建议增强社区婴幼儿护理照料等服务功能，逐步建立以社区为基础、以婴幼儿托管机构为中心、家庭互助式为辅助的灵活多样的幼儿托管形式，形成家庭和社区相结合的婴幼儿托管教育服务网络，为育婴家庭提供就近方便的托育服务。
3、加强队伍建设，促进“托幼整合”
一是加大学前教育教师的招生培养，鼓励高校开设早期教育相关专业，在中职学校增加婴幼儿保育员专业。二是加速在职学前教育人员和早教从业人员的培训。定期开展公益培训，普及最新教育理念，并重点帮扶农村幼儿园、培训农村幼儿园教师；三是推进“托幼整合”，鼓励公办幼儿园开办托儿班，加强对教师的婴幼儿早教和保育专业知识培训，强化“托儿所”和 “幼儿园”的联系，整体推进发展。
4、完善托育公共服务保障体系
一是建议把男性列为育儿假政策的对象，对0-3岁子女父母每年各设立1-2周育儿假日，提升父亲育儿参与率，完善家庭育儿模式。二是通过适度的政策扶持，大力发展“单位托管”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开办托幼机构尤其是接收0-3岁婴幼儿的托儿所。三是促进托育服务的社会化。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建设托育机构，统筹推进公、私立托育机构多元化发展；鼓励幼儿园、医院等走进企业、社区进行托育知识培训和宣传；建设配套的托育服务设施。建议省卫生健康委将0-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作为优质服务项目内容，列入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强化妇幼保健职能，建好各地示范基地或指导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