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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在广东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林雄和经济界别委员们座谈时谈到，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根本千万不能削弱，历史经验和各国实践证明，一个地方的制造业发达，将得以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省政协委员、民革界别发言人牛保庄教授多年追踪广东制造业发展，他指出，前有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后有东南亚新兴制造基地追兵，引导制造业网链回撤，降低大湾区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刻不容缓。
他呼吁，强调制造在广东发展强核（核心竞争力）和立柱（实体经济根基）中的地位，高度关注供应链的脆弱性，产业链的完整性，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梯度发展的协同性。
制造业外迁引发思考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统计，珠三角和长三角27.8%的加工企业拟异地搬迁，境外目的地以东南亚居首。在全球工业4.0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下，把广东作为生产基地的跨国公司正加快海外建厂。奥林巴斯出售深圳工厂，三星关闭惠州工厂，生产全面转向印度、越南。
牛保庄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制造业外迁削弱了了中国的供应链控制权，很容易引发供应中断。对外，很多从广东出走东南亚的制造业企业，在当地遇到了供应链配套不健全，交通运输不发达，社会局势动荡，产出不足以稳定供应等短板。比如中国曾经最大的鞋厂，东莞“裕元鞋厂”在转厂越南后，曾经发生五次大规模罢工，导致停工。对内，制造业外流导致平均年龄约40岁的大量加工厂工人收入骤减，丢岗后短期内难以提升技能，立刻致贫。统计显示2018年广东制造业用工数同比减少了6.28%。
牛保庄指出，现有的制造业相关政策多追求热点，着力于“机器换人”和高新改造，忽视了劳动密集型工厂的不可或缺性。多数企业缺乏转型升级能力，工人素质不高，核心装备和关键技术“买不起”“买不到”。广东社科院统计，全省67.3%企业在从工业2.0过渡到3.0，其余在工业2.0及以下阶段。过于求新求快的制造业改革可能迫使部分工厂外迁，导致转型过急、失速，影响了中央稳外资和稳就业的战略部署。
而另一方面，印度、越南等国推出当地制造政策，不断出台各类优惠政策和关税卡压，胡萝卜加大棒，吸引中国工厂外移，解决当地就业。与之相比，粤东西北常与珠三角执行较为一致的政府绩效考核，对加工厂迁入不积极，“空心村”、“搁荒地”较大面积存在，影响乡村振兴。
制造业延伸服务项目
因此，他建议，推动广东向“服务+制造”发展，要根据当地人力特征和资源优势，发展配套服务，如制造业和原材料/零配件采购结合，可以实现超30%收益率，制造业和辅助设计、物流、质量管控等结合，也有可观的盈利空间。建立有效的工厂退出机制，妥善处理中年工人再就业。提供设计、研发、营销方面的人才培训，鼓励结合 “一带一路”给中国产品在海外寻找新市场，打造新品牌，给熟练工人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
此外，针对不同区域比较优势，要执行差异化考核指标（如普通劳动力就业率、土地搁荒率等）而非纯粹考核GDP和高精尖指标。设立专项基金，以奖代补形式引导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粤东西北。推进与珠三角形成梯度产业链，带动上下游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
“来自海外权威期刊的最新统计证明，中国制造业供应链总体配套成本依然全球最低。出走的制造业东南亚遭遇困局之时，反思产业转移带来空心化之际，正是制造业回流的最好机会，不容错过”，牛保庄认为。
各党派高度关注制造业
民建广东省委会副主委陈伟东指出，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厘清当前广东优势产业被“卡脖子”的技术难点，对标当前国际最先进的技术，按照“短期可实现突破、中期可追赶并跑、长期可缩小差距”分层次，分别制定解决“卡脖子”技术三年行动计划、五年规划及中长期规划。打破当前财政资金使用“锦上添花”的做法，对前沿性、颠覆性技术以事前支持为主，对于技术成熟推广国产化产品的领域则可以采用事后补助的方式。
民盟广东省委同样提交关注制造业发展的提案，指出广东需要梳理推进制造业升级发展、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对实施有困难或无法落地执行的政策，推动修订完善，提高扶持政策的精准度和可操作性，推进其有效落地执行；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型行业、不同规模和能力基础企业的特点，引导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分阶段推进数字化升级，杜绝单纯为数字化而数字化。（读创/深圳商报驻穗记者 张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