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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叶剑英委员长会见广东代表团部分代表时合影，前排左一为罗雄才
罗雄才院长（前排正中）及教师与国立中山大学第十九届工学院毕业同学合影留念
罗雄才教授（前排左四）与中大化工系校友合影留念（1989年11月）
核心提示：
罗雄才是我国知名的化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早年留学日本11年，归国后先后担任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院长、华南工学院副院长、华南化工学院院长、中山大学副校长等，任职教授长达62年。罗雄才在学科建设方面高瞻远瞩、目光敏锐。在他的带领下，华南工学院开拓了众多工程教育的空白领域，培养了大批国家急需的专业人才。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教育事业，更为华工和中大等高校化工专业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今年是罗雄才教授诞辰110周年，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计亮年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原校长、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博士生导师刘焕彬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原院长、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博士生导师贾德民教授。
办学经历
他是广东工程教育的开拓者
南方日报：“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罗雄才教授毅然辞去自己在日本理化研究所的工作，回国投身教育事业，如何评价他回国后的经历？
刘焕彬：在华南工学院办学初期，一些比较具体的学科调整、专业设立等事情都是由罗雄才教授负责的。他在具体的工程教育方面是主要的设计操作者。现在看来，当时罗院长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即按照广东的工业发展的现状来设置专业，注重开设与民生相关的一些专业，如食品、硅酸盐、造纸、化工、橡胶等，这些都是广东在当时的工业发展过程中急需人才的专业。这些专业对现在华工也还有着很大影响，一些专业在国内高校中仍然名列前茅。罗雄才教授在筹备和具体设计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罗教授应该是广东乃至华南地区工程教育的开拓者。抗战中期，他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在兴宁创办广东省立兴宁高等工业学校。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后方生产之振兴甚为重要。罗教授创办这个学校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为工业提供急用人才。中山大学工学院在抗战后期，因坪石沦陷迁到兴宁工校复课，为中大工学院保存了一批优秀教师，并为战后国家建设提供了大批人才。抗战胜利后，中大复迁广州，他继续担任中山大学工学院院长。
这段历史说明，罗教授对广东工程教育的贡献不仅仅是在大学里面，在面向地市培养人才方面，他也起了主导作用。在当时抗战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他为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培养人才，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贾德民：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华南工学院成立，罗明燏任华南工学院院长，罗雄才教授担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当时罗明燏教授专注于科研和设计工作，所以学校很多实际的行政工作都是由罗雄才副院长做的。1958—1962年，华南工学院分为华南工学院和华南化工学院，罗雄才教授任华南化工学院院长。
1962年，罗雄才教授调任中山大学副校长，70年代初他重返广东化工学院（现华南工学院）任副院长。1978年广东工学院和广东化工学院再次合并为华南工学院，罗雄才教授担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1977年他担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1年担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样算来，一直到他1993年底去世的60多年时间里，罗雄才教授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大和华工，为两校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治学方法
他做学问要求“学之在之”
南方日报：罗教授作为您曾经的研究生导师，在平时的接触中，您认为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对您有何影响？
贾德民：1958年我考上当时刚成立的华南化工学院，成为有机化工系的一名本科生，罗教授担任华南化工学院院长。在上学期间，我就感受到他十分重视基础课的教学、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等环节。
在我的本科学习期间，教基础课的大多是从国外回来的名教授。就我个人来说，我后来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得益于这些教授传授给我的基础知识。
1962年我考上研究生后，罗雄才教授作为我的导师，曾与我单独谈过几次话。这些教诲使我获益匪浅，终身难忘，如今时隔50多年，有些话我还记忆犹新。
罗教授鼓励我树立为国家、为民族努力学习的远大理想。他跟我讲述自己年轻时在日本留学，开始时被日本学生瞧不起，经过刻苦努力终于后来居上，使日本教授、同学刮目相看，以此激励我这个刚考上研究生、科研战线上的新人，树立为祖国勇攀科学技术高峰的雄心壮志。
此外，罗教授提倡在学习上专心致志、刻苦钻研，他讲了四个字叫“学之在之”。他举了两个例子，讲了古人研究棋术的故事，说有个人为了钻研棋术，在家里甚至蚊帐里都挂满了棋谱，时时刻刻思考，废寝忘食，最后终于棋艺精通，战胜了强大的对手。告诉我们学习什么都要倾注全部精力才能达到精通。他说，研究学问必须学会从森林到树木。导师带你来到一片森林，让你了解这片森林的概貌，然后指导你深入了解和研究某个树种，发现其规律。
最后，他还要求我们必须掌握熟练的实验技能。我记得他当时讲，他在日本刚上大学时不会烧制玻璃仪器，后来经过苦练，吹出来的玻璃仪器比日本学生的还好。他说，他在日本做实验时，所有实验装置的管路及接头都是自己烧制出来的，从来不用胶管接头。如今虽然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但是罗院长说的这几个方面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一个有水平的教授就是应该对学生的终身都有深远的影响。
学人贡献
他是广东化学会的奠基人
南方日报：罗雄才教授是广东化学会的理事长，那么在广东化学会的发展过程中，他主要作了哪些贡献？
计亮年：可以说，罗雄才教授是广东化学会的真正奠基者，是我们广东省化学会的领头人。文化大革命后，广东省化学会从1976年开始筹备复办，至1978年第一届理事会选举及其后逐渐步入正轨，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其实上个世纪30年代，罗教授就已负责广东省化学会，为改革开放后广东省化学会复办奠定了基础。所以无论从学风、为人还是对广东省化学会的关心、指导，以及今天大家能够和谐团结、广东省化学会能够十多次被评为先进学会，在全国300个学会中排名第24，被评为“学会之星”，这些都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
南方日报：当时华南工学院的发展中，设立了一批与化工有关的特色专业，其中罗雄才教授功不可没，为什么要设立这些化工专业？
贾德民：在华南工学院学科建设方面，罗教授功不可没。例如橡胶专业，是根据国家甚至社会主义阵营发展的需要以及广东在橡胶种植及橡胶制品生产方面的基础而设立的。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没有哪个地方适合种橡胶的，前苏联老大哥就安排中国在广东地区种植橡胶。因为橡胶是战略性物资，在很多领域都用得到，因此我们需大力发展橡胶工业，并在华工建立了橡胶专业。后来再进一步扩大到橡胶塑料工程（合成橡胶），到80年代末期又扩大为高分子材料，橡胶、纤维、高分子材料、混合纤维、涂料等，统称高分子材料。这些专业的学生毕业出去以后马上就能够上手，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有了罗院长的高瞻远瞩，华南工学院从建校初期开始，很快建立了一批特色优势专业，这也为学校1960年进入教育部重点高校行列以及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专业经过后来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2000年以后大都成为“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和国家重点学科。
罗院长不仅重视学科建设，也非常重视学术队伍的建设。华南工学院成立初期，专业学科带头人大多是从欧美、日本等国归来的著名教授，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学校又补充了一批从前苏联归国的学术骨干，还有不少骨干教师是罗院长直接培养起来的。
国外从60到70年代开始，在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和高分子材料的基础上发展了一门新兴学科——“材料科学”，罗教授敏锐地感受到这一发展趋势，根据当时的华南工学院学科特点，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材料科学研究所，并上报教育部获得了批准。罗雄才教授兼任所长，王孟钟、张光、余仲奎三位教授任副所长。材料科学研究所的建立不仅开创和推动了我校材料科学学科的发展，而且对全国材料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好的带头和示范作用。
学人风范
他是一名真正有学者风骨的人
南方日报：从平时您跟罗雄才教授的接触中，您认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计亮年：我和罗雄才理事长的接触从1976年开始。当年“四人帮”被打倒后，广东省化学会恢复活动，我和他到上海去开中国化学会复会以后的第一次年会，在这次会上罗雄才代表广东当选中国化学会的常务理事。
1978年我44岁，担任广东省化学会秘书，理事长是罗雄才教授。那年他75岁，我经常骑单车到他华工的家里去汇报工作。我对罗雄才理事长的印象是很好的，他对我们中青年的学术成长非常关心。记得有一次，我和他去白云机场会见日本一位非常著名的化学会专家，在机场等待之时，罗教授对我说，“你要在中山大学立住脚就一定要出国深造”，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后来去美国进修了一段时间。我今天的成就，有他的一份功劳。我们平时碰到他，他都会督促我们除了工作以外，要在业务上进行提高。
罗教授无论从性格还是做人，各方面给我的感觉都是以爱心感人。他跟我们接触中经常会询问我们的情况，关心我们的困难，对我们学会的工作很认真，也很关心。从科普讲座到每一次年会，我们组织了十几次会议他都会参加。在他的影响下，广东化学会连续12次被评为广东省先进学会。
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不但学问做得好，还能够团结大家，培养中青年教授，自己也以身作则，没有一点架子。我印象比较深的是1982年的一次会议上，他代表一群老教授提出来：“我们年纪都大了，我们的位置应该让出来。”他作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以后对下面的学生也是以他为榜样来做的。
贾德民：记得我刚考上罗院长的研究生之后，第一次去他的办公室谈话，心里非常紧张，而罗院长非常平易近人，跟我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几十年后，罗院长的教导我都还记得很清楚，并时时刻刻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
我从来没见罗教授发过脾气。他做事情很耐心、细致，记忆力特别好。不管对领导还是同事，他都从来不搞小圈子，也从不争名夺利。他当学院领导这么多年，没有为个人谋过私利，全副精力都放在如何把学校办得更好上面，他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他把精力花在办学上，相对留给自己做科研的时间就少了，这对一个教授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罗教授晚年时期，我经常上他家里去拜访，看到他还在阅读一些专业期刊，了解专业的发展动向，有时还与我讨论一些学术上的问题。那时我担任高分子系主任，他经常向我了解学科专业发展的情况，并且提出他的意见。记得那时我们系的实验室条件较差，国家也没多少经费拨下来，他当时就跟我商量能否找一些校友赞助，建立一个水平较高的实验室，使我很受感动。1995年以后，国家开始实施“211工程”建设计划，我们高分子材料学科进入了第一批重点学科建设行列，获得了较多经费，实验室条件大大改善。经过“985工程”建设后，我们的实验室目前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罗雄才教授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刘焕彬：我跟罗院长是同乡，我在兴宁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就是我们那里家喻户晓的人物，几乎所有知识界和教育界的人都知道他，都能讲出他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身边有这么一个科学家，他是我们的偶像、学习的榜样。我们的化学老师讲了很多他奋斗的故事来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老师经常给我们讲罗院长如何熟背元素周期表的故事。文革后，他回到学校我们就既是同事又是前辈的关系了，我也会经常去看看他。有时候是以学生的名义去看他，有时候是作为学校的领导去慰问他。他90岁生日的时候我代表学校到他家里去慰问他，他还工工整整地穿着西装，我们离开的时候他还把我们送了出来，可见他对我们都非常尊敬，是一个真正有学者风骨的人。
后天下之乐而乐
罗雄才轶事：
上世纪50年代，是罗雄才工作最忙的时期。那时他每天早出晚归，往往晚饭还没吃完，就有人上门来找他谈论各种问题，晚上还要备课、看文件，忙得不亦乐乎。记得最经常找他谈工作的是年富力强的副总务长谢汉曾。罗雄才和他在华工建校初期常常废寝忘食地工作。谢汉曾积劳成疾，在工作中因病突发倒下，去世时年仅40多岁。罗雄才闻讯感到万分悲痛，亲自主持善后工作。
华工建校初期经费短缺，在罗雄才和其他建设者的精心筹划下，工农学院附小、东区幼儿园、东西区教工学生宿舍、五山邮局、书店、百货公司、校内许多道路、东区游泳池等倾注他们心血的设施一一建立起来，为华工的教职工排除了后顾之忧。
偶有空闲，饭后罗雄才都会带着子女们一起散步。他对学院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漫步在校园里，不论走到那里，他都能如数家珍般说出那里的路名，房子是什么时候盖的、有什么典故等，儿女们听得津津有味，尽情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罗雄才平时虽然工作很忙，无暇顾及子女的日常生活学习，但他善于洞悉每个孩子的特性，总会不失时机地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道德品格的培养。
罗雄才一生交游甚广，无论政府高官、著名学者还是普通员工，他都平等相待。他能随时记住上万人的名字，甚至数十年前偶尔一见的人也能立即叫出名字，使对方颇为惊讶，充分体现出他对别人的尊重。他对学校里许许多多教师和自己学生的经历都了如指掌。
50年代，石牌校区基本没有娱乐设施，为了让师生和家属周末放松一下，罗雄才主持购置了电影设备，并在体育馆加建了放映室，每个星期六都举行电影晚会。星期天还会把场地和设备借给毗邻的华南农学院放电影，也满足了兄弟院校对文化娱乐的需求。
每到星期六的傍晚，大家扶老携幼、兴高采烈从校园四面八方汇集到体育馆，欢声笑语不断，这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师生员工很快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无论多忙，罗雄才总会争取提前到场和大家相聚，实际上他自己鲜有机会看上一场电影，因为只要他在场，总会有人来向他反映情况或商议事情。电影一开场，他们就只能转移到外面的排球场继续谈话。
“每当我们读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的名句‘后天下之乐而乐’时，总会想起父亲。”罗雄才的女儿回忆说，“父亲经常告诫我们，无论什么时候，说话做事要处处替别人着想，这也正是他自己终生恪守的信条。”
专题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闫昆仑
实习生 潘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