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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同样刻不容缓----专访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温思美

时间 : 2011/07/14 来源 : 广东民盟网 字体

 

“十二五”规划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同样刻不容缓

----中国食品杂志社专访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温思美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广东省委主委温思美 


温思美(右)与美国IOWA州立大学校长亲切交谈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温思美(左)与中国食品杂志社广东站站长吴楚阳(右)

“十二五”再次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体现了中央对三农的高度重视。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如何才能有效解决好三农问题?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会影响到整个国家走向繁荣和现代化的进程?针对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故背后的成因是什么?该如何解决?带着以上种种疑问,我们走访了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研究领域颇具建树的专家学者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温思美教授。

 

“十二五及其更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从国家的战略上,我个人认为它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保障13亿人口粮食供给安全,这是一个广义的粮食安全问题,如果是小国的话,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而中国是一个大国,任何一个极小边际的对外需求的增加都会导致所谓大国效益,引发国际上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其次,在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我们必须关注如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面对我们的疑问,教授直言不讳。三农问题:有宏观方面的问题  也有微观方面的问题。“我长期关注三农问题,对于三农问题我许多观念还是明确的。我一直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诸多问题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教授谈到。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三农”问题,在宏观上表现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在微观上表现为农民的收入问题。如何改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现状,这在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非常重要,所以三农问题也应该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

在加入WTO的这十几年中,我国的农业面临严峻的竞争,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的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上对他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直至产生了大国效益,大国效益的主要表现就是我们买什么贵什么,卖什么便宜什么,而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我们大概平均5亿吨的粮食需求量,如果有5%的数量需要进口,这就是2500万吨,假设集中在几个品种上,比如小麦,我们一年进口2500万吨小麦,国际的小麦市场价格就会快速上涨,小麦的上涨自然也会带动其他粮食产品的价格上涨。

另外,在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刻不容缓。十二五时期我们的主线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在人们在谈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能谈得更多的是制造业,而经过三十多年持续扩张的制造业却一直游走在产业的中低端,如今靠消耗着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为主的一个制造业体系是必须要改变的。

同时,我们也无法想象在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没有一个相应的农业的转型,而如果缺少了这一块,要想实现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恐怕会非常的难。

所以,要实现十二五目标,农业也要围绕主题主线,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这也是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

至于微观层面的三农问题,温思美教授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农民的收入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的收入是有所增长,但分配极其不均,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城乡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原因就在于城市工业化的快速增长,不断的挤压着农民的生存空间,包括对他们资源的侵占。在现有体制下,随着土地的稀缺,劳动力的减少,使得农民增收的潜力、途径和机会显得越来越少。

其次,城市的扩张也进入了一个相应稳定的阶段,外出务工的收入相对较少,而农村的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又让农村资源要素的增值能力无法体现出来,这样一来就加大了农民的增收压力。因此,要想解决农村的收入及结构失衡问题,就必须解决城乡收入结构。

他提出要把农民的增收当做是一个大问题来处理,因为它不仅仅是农民本身的问题,也关系到整个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良性互动。

当然,在这两者相间的还有一个大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改变过去那么多年的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农村资源向城市和工业的单向流动。

过去是农村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农村的资金要素,一直是单向的在支撑着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而城乡统筹就是要解决这一单向的流动。加强城乡的统筹规划、基本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

最后,就是城乡的就业市场。城乡需要一个平等的就业机会。在发展模式上必须要改变过去的单向推进城镇化、工业化,一味只是从农村提供剩余要素的认知。

只有以上几大问题解决了,才能让农村的内外部发展环境有所改善,才能有效的解决三农问题及其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远的问题,这是一个大的框架。

在谈到如何才能有效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在哪里时,温思美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要着眼于以下几大问题:

一是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水利、道路、资源环境保护等;

二是必须加快农业的技术进步。60年代的绿色革命,是以杂交粮种为核心,以现代化肥农药要素投入为支撑的绿色革命的成果,接下来农业的发展是从农业的生产经营角度来讲,如果没有农业的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那么就很难支撑现代农业的发展;

三是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这既有宏观层面的区域性结构,又有具体的产业结构,过去那么多年许多农产品价格上涨,并不是因为我们简单的供给不足。主要是结构的不合理,许多品种在市场过程中就出现了短缺,导致一些小品种容易被热钱炒做。要建立现代农业体系,必须在支撑现代农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及产业结构调整上下功夫;

四是农产品的市场体系建设。我们现在总体而言是面临着一个极其不完善的市场体系。现在虽然建立了绿色通道,但是无论农产品是否涨价,农民本身从中得到的利益却并不多,这件事,不能单纯责备中间商。所有的市场经营者都是趋利的,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这样就给中间商提供了极端套利的机会,让消费者和生产者两方利益受损,消费者被迫支付更高的价格,而生产者不得不接受很低的价格。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政府应该怎么办呢?这就必须发挥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产品市场体系的作用,由于现在我们主要是单家独户的生产,所以在农业的生产中间环节就应该有相应的社会服务组织的出现,为农民提供种子、耕种、肥料或收获等方面的服务,而目前在这方面我们国家做得还是不够的,另外还有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都还没有做得很到位。

五是必须要推动农业的制度创新,或是说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创新。现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在不断的扩张,农村的生产要素被征用了以后,它不能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征用双方不是一个同等的讨价还价的条件,农民不得不以较低的价格在一个分割城乡市场上把他的生产要素转移出去,资金是单向的从农村流出,土地也是单向的从农村流出,生产资料(种子、化肥、塑料薄膜)单方面的供给,甚至在一个市场极其不完善的情况下,在一个相当垄断的情况下向农民供应,所以农民不得不承担廉价的生产要素流向工业化城市,廉价的农产品流向工业化城市,但他们又不得不接受他们认为很高价格的生产要素(种子、化肥、塑料薄膜),而这所有的一切都跟我们的体制有关。

必须要创新解决三农问题的体制机制,其中包括农村生产要素的赋权,农民的赋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使用权的的完善以及宅基地的处置等。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城乡统筹发展的许多体制机制,这些都需要在“十二五”乃至更长的时间去解决。

以上一系列影响三农问题的重点,每个点都涉及了很多专业知识,更需要有非常大力度的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这就需要我们像改革开放初期一样,要有那样的智慧和勇气,去推动有助于三农问题解决的体制机制创新,从而让农业的发展方式、农村的发展方式有所转变,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

如果我们只是谈城市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不关注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这对建设现代农业体系,对解决三农问题,对保障粮食供给安全,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农民的增收,对农村的稳定势必都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可喜的是,近年来连续几个中央1号文件,都在不断影响三农问题的解决,从解决农村的基本制度,农村基本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教育、卫生、医疗等社会保障入手,把农村人真正的纳入到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体系当中,让国家真正成为一个整体。这其实也是到了一个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加大强农、惠农投入力度的一个过程。必须认识到,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势必会影响到整个国家走向繁荣和现代化。

在谈到如何看待广东省实施农超对接的话题时,温思美教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这是一件既有利于农业发展也有利于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举措,是关于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城市社会,如果仍然是那种单家独户的生产经营模式,这样即不利于现代农业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也不利于食品安全的监管,所以农超对接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链条中寻找到的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不过,在欣喜的同时温思美教授也表示出自己的担忧。

他说,如果在生产领域没有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和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生产,在整个储存、加工、运输过程中没有很好的市场体系运作的监管,那么仅仅靠农超对接本身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很多城市在农超对接上也是做得很成功的,比如深圳、上海还有北京,在一线的大中城市农超对接也是有条件的。他呼吁,在建立农超对接的过程中,要建立平民超市,让所有的消费者都能消费得起,而不是建立奢侈市场,这一点应该要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注意。而就农超对接本身意义而言,这应该是值得肯定和推动的。

从“三聚氰胺”、“地沟油”、到“瘦肉精”、再到“牛肉膏”一个个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事件再次刺激着国民那原本就已经敏感的神经。针对国内近年来不断出现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温思美教授再一次为我们开出了诊治良方。

他说:食品安全这几年的关注度都比较高,显示了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城市和工业文明的过程中食品占据的地位。食品安全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从农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虽然它的出现都是十分触目惊心的,但我们必须去正视这些问题的存在。

可喜的是目前从政府到民间、从媒体到普通大众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只要有人关注就说明它在进步,有助于推动问题的解决,而他本人也表示对这个问题持乐观的态度,因为这几年政府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无论是制度的逐步建立还是具体措施落实方面。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呢?温思美教授认为,食品安全本质上是由于生产经营秩序的不完善产生的必然结果。发达国家早期在市场经营体制不建全的情况下也出现过一些类似的食品安全事故,生产过一些假酒,假奶粉,这是由于当时整个市场体系不完善,导致趋利者借此机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做不道德的事情。

目前我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各方面的努力,但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健全的制度、严格的监管体系及非常透明的监督机制。而这又必须着眼于全食品链的监管,必须着眼于全食品链条过程的监管,必须着眼于食品终端严格的监控,要从源头到餐桌整个链条中的每个环节进行严格把控。

目前,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这几块还是分割的、脱节的。也就是说整个全食物链的制度建设本身及其监管体制是分割在不同政府的职能部门,这就导致在监管制度建设本身就存在漏洞,比方说生产部门不可能去制定销售部门的制度。因此,未来的监管制度建设以及监管体系的建立都必须要着眼于这个现实。

其实,在这方面发达国家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就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比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局就将食品药品从源头到市场的整个过程,建立起一个很完善的监管体系,而在中国这一过程起码要关联到好几个部门。

第二个就是要注重过程管理,制度制定好了,也有了监管部门,但如果对过程中某一环节把握不到位也是会出现食品安全事故的。我们对生产前,即生产资料的安全性管理,比如种子是否安全,化肥是否安全等,虽然现在也有相关的制度规定,但在市场上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不合格的生产资料在销售,所以对这块监管还是不到位的。

另外,在生产过程中,无论是个体还是企业化经营,土壤情况怎样?水质怎样?以及化肥、农药是否被滥用都必须明确监管到位,而这些监管的缺失也就让我们无法保障它的安全性。其次在储存的过程中,为了防虫、防霉变会用一些什么药品或添加剂。加工过程为了口感或外观添加了防腐剂、色素等一系列的监管都让人感到恐慌。我们过去强调终端管理,但消费者不是专家,无法很正确的判断食品的好环,这就需要政府监管部门给予一定的引导。

第三就是出口的严格控制,每个产品的出口需要严格的控制。做为生产资料来讲,只要进入市场就要严格检测这批次使用的种子、化肥、塑料薄膜是不是安全的?农产品进入市场在运输加工之前就要检测农产品能否能离开你的农田?进入市场需要有市场准入证等等,这样,食品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就可以被追溯。

教授指出:只要有一个好的认证和追溯体制,然后由相关的监管机构认真去组织落实的话,做好监管并非难事。我们现在所做的往往就是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对相关单位进行查处,而仅靠简单的处罚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事后的监督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监督。

食品安全必须要做到事前监管,我们建立的市场监管体系一定是一个事前的监督体系。在现代化过程中做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成熟的政府,这种体系的建设是必须要逐渐完成的。否则我们的食品安全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当人们失去了对市场体系的信心时,它不仅是一件危险而又及其可悲的事,同时也会影响到我们在国际上的声誉。

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需要从源头抓起、过程着眼,出口把关,构建一套完善的食品监管制度及监管措施,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改善现在食品安全频发的问题。食品链条中从农业生产的产前到消费者购买前的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生产和交易过程,都可能引发食品安全问题,这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漏洞,必须有严格的制度防范和监管措施的管控!

中国食品杂志社记者:吴楚阳  丁秀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