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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先贤廉洁自律事迹丨“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说史良

时间 : 2026/06/12 来源 : 中国民主同盟微信公众号 字体 大 中 小


  清风传薪火,廉洁润盟心。民盟自成立以来,一位位先贤将“参政为公”的赤诚与“实干为民”的担当,融入廉洁修身、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每一处细节。先贤们的廉洁自律,从来不是孤高自守的清苦,而是“不慷人民之慨”的清醒,是“为人民主持公道”的坚守,是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民生福祉的自觉,这正是“参政为公、实干为民”最生动的注脚。

  在深入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之际,我们特刊发民盟先贤廉洁自律的动人故事,以先贤为镜、以廉洁为尺,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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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良(1900—1985),字存初,江苏常州人,是中国当代著名法学家、政治家,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民国时期,她作为大上海知名律师,始终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与民主运动。1936年,因积极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她与沈钧儒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她出任首任司法部长,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是新中国人民司法事业的开拓者、司法行政工作的奠基人。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领袖,毛泽东主席曾赞誉其为“女中豪杰”,邓颖超同志评价道:“她生于民族忧患,死于祖国中兴,她的一生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妇女的苦难与欢欣。”

  从常州街巷里桀骜不驯的“犟丫头”,到铁骨柔情的“女中豪杰”,史良的一生恪守清廉本色、始终秉持为民初心。这种坚守与初心,既源于其自身不懈修为与磨砺,更得益于家族清廉家风的熏陶与滋养。其家族与个人的清廉事迹,至今仍为修身立德、廉洁奉公提供生动范例。

  清贫励志:清廉家风的源头滋养

  史良的清廉品格,根植于童年时期家族家风的浸润与滋养。她出身常州书香门第,祖上曾为常州八大名门之一,然至其父辈时家道中落,家境日益清贫。其父史刚是私塾先生,月收入仅10银元,却要养活全家十口,生活极为艰难。史家最困顿时,“一日两餐,稀粥度日,子女衣履,补缀再三”。童年的史良,对家中的拮据有着真切体会:有一年腊月,家里无米下锅,父亲让她从床上取下一条旧被单送到当铺,当得一元钱,买了柴米油盐,解了一家人的燃眉之急。

  尽管生活清苦,史刚始终秉持“两袖清风,一窗明月”的君子气节。他常告诫子女:“人穷志不可短,脊梁要直,心要干净。”他以“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为训,强调“清白做人、干净做事”方为立身之本。史良深受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铭记“清贫不是美德,但在清贫中守住清白,便是大德”,并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教书一辈子,没留下一分不干净的钱。他让我明白,人活一世,是活给‘良心’看的。”这份在清贫中恪守清白的精神,化为永恒的家风,成为史良一生淡泊名利、坚守初心的重要根基,也为她日后步入社会、坚守清廉、淡泊名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仗义疏财:大律师的为民情怀

  1927年,史良自上海法科大学法律专门部毕业,但因为是私立大学,直到1930年才领到律师证明,1931年正式执业。她经手的首起案件即胜诉,拿到了500大洋的报酬,这在当时是颇为可观的数目。凭借精湛的专业能力,她迅速跻身上海名律师行列,担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她办案高效、口碑卓著,许多资本家都愿意找她打官司,月收入高达1000大洋。然而,史良从未将金钱作为执业目的。她的办公桌上始终摆着一座镌有“人权保障”四字的银盾,这既是她的职业信条,也时刻提醒她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在那个“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旧社会,史良深切同情底层民众疾苦,常年主动为穷苦工人、受害妇女及进步青年提供无偿法律援助,不仅分文不取,还常自掏腰包垫付诉讼费与生活费。她曾说:“律师费来自富人,应用来为穷人说话。若眼中只有诉状上的金额,便不配执此业。”这正是她“以法护民、以情暖人”初心的真实写照。

  最能体现其“轻财重义”品格的,是1948年轰动上海的“周纯卿遗产案”。面对这起错综复杂、其他律师畏难推辞的巨额财产案,史良迎难而上,带领团队历时一年多,日夜梳理堆积如山的账册、证据,最终以扎实的法理与确凿事实,为当事人争取到合法权益。周家母子为表谢意,执意将南京西路南海花园一幢三层洋楼、十余栋里弄房产及一块地皮赠予她作为代理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良做出了令人震惊的选择:将南海花园的房子送给上海民盟用作办公场所,其余房产悉数上交国家。周恩来总理曾关切地劝她:“你以后就挣工资了,不像解放前打官司可以有律师费,还是留下一栋吧。”史良婉言谢绝了总理的好意,还将最后一栋房产变卖,所得款项分赠给曾在国民党追捕爱国志士时冒死掩护她的亲友、同事与秘书,每一家分得500块钱,以感念“共度时艰之谊”,始终不忘他人相助之情。

  执业生涯中,面对许多富裕客户额外赠予的洋房、地皮、汽车甚至煤矿等贵重财物,史良始终不为所动,要么悉数转赠穷人,要么上交国家。《人民日报》老记者彭子冈曾回忆:“史大姐经手的钱财何止万金,可过手如流水,涓滴不沾身。她说,财富是社会的,我不过是个暂时的保管员。”这种清正廉洁的职业本色——手握财富却心无贪念,坚守初心且不负使命,为史良后来担任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部长、践行“一生为公”的赤子情怀奠定了坚实基础。

  达济天下:一身为公的赤子之心

  新中国成立后,史良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部长,定为五级干部,月工资400余元;她的丈夫陆殿栋每月也有两三百块钱工资,两人的收入在当时足以让一家人过上优裕的生活,但史良始终保持清贫朴素的生活作风,从未因地位和收入提升改变初心,反而将更多精力与财富投入到帮扶百姓、奉献国家的事业中。她每月固定资助生活困难的大姐30元,对其他生活拮据的亲友也时常接济;甚至在得知昔日上海家中雇佣的黄包车夫之子考上大学却无力就读时,主动提供资助。每年还将个人积蓄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用于救济贫苦百姓、帮扶困难群体,始终心系民生、情系百姓,充分践行了“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美德。

  更难能可贵的是,史良身居高位却始终坚守公私分明的底线,从不占公家分毫便宜。她担任司法部部长期间所住的房子,是自己花费1000大洋购入张学良之弟张学铭的一处旧宅,她主动将房屋交由政务院管理局修缮并作为公房使用,所有家具由公家配置,她在此居住办公,严格遵守规定,从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以实际行动诠释“公生明、廉生威”的深刻内涵。

  1985年史良逝世后,没有给亲属留下任何遗产。其侄辈本以为作为国家领导人,她佩戴的首饰应价值不菲,提出继承要求。令人意外的是,经鉴定她所有的珠宝首饰竟全是赝品,总价值仅3000元。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何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性要戴赝品,难道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吗?显然并非如此。史良一生注重仪表,衣着精致,这既是职业所需,也是对他人的尊重,但她常年慷慨助人、帮扶百姓,身上根本没有余钱购买昂贵的珍品珠宝。她一生经手钱财无数,却毫无贪恋,甚至连一件真正的首饰都未曾为自己购买。这份纯粹与清廉,正是她一生为公、高洁自守的最好体现。

  风范长存:清廉精神的时代传承

  史良的一生,是为公平正义奋斗的一生,是为女性地位奔走的一生,是为国家法治奠基的一生,更是清廉自守、淡泊名利的一生。其清廉品质既源于常州清贫正直的家风熏陶,更是在革命斗争中为国为民的理想坚守中淬炼而成。她地位尊崇却从未被名利束缚,手握财富却始终轻财重义,历经风雨却始终坚守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崇高境界。其清廉精神,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传承意义,这种坚守同样体现在日常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为身居高位不谋私利、手握权力不徇私情的坚定执着。

  “延陵有君子,铁肩担道义为生民立命;开国女部长,妙手著法统替天地正心。”这正是对她一生最生动的写照。她留下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清白做人、廉洁行事、坦荡为公的宝贵精神财富与清廉家风。这种风范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始终熠熠生辉,激励后人坚守初心、涵养正气、清廉自守。 

  来源:《民盟先贤廉洁自律事迹读本》,内容有删改